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学教授郭栋。

长期以来，各国一直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国家的发展与经济进步。在中国，在各主要城市的竞速中，GDP也是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标志着城市的实力和重要性。每年的城市GDP排行榜不仅吸引眼球，还影响着城市主政者的职业评价和升迁速度。

但经济并不能代表一切。GDP无法完全体现一个国家或城市在社会福祉和环境可持续方面取得的进展亦或退步。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大国，GDP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当下，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持续向创新倾斜的经济增长引擎、以社会全面发展摒弃唯GDP增长已经构成中国新常态的特征。综合考量经济发展、环境、社会民生三维度指标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更适合作为新常态经济的指挥棒。

自2014年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开展了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民生方面的24个指标的基础上，连续8年对中国各省份以及100座大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表现进行评估和排名。

近期，界面新闻采访了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学郭栋教授。他详细介绍了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开发、对百座大中型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估，并分享了在新常态下如何善用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和框架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思考。

“制约通常是创新的原动力。比如我们经常说，上天关闭了一扇门，但会打开一扇窗。有门的时候，我们不会想着去跳窗；之后窗户跳多了，我们就会想着怎样把那扇窗做成另外一扇门了。”郭栋这样比喻，当有了经济增速下降、环境气候考量等种种约束后，我们看起来是“被迫”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也许正是这种压力和倒逼，可以激发出创新，让我们实现更长久稳健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常态下，如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如何增进普通市民的获得感？当传统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越来越难跑出加速度，社会福祉的提升和民生获得感需要一架新的“马车”来拉动和保障。可持续发展或可作为一种平衡机制，透过调结构、调分配、调资源使用方式，替代高速经济发展，以促进和保障普通市民的获得感。

郭栋教授课题组做出的2022年中国100座大、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表现排名。引自《可持续发展蓝皮书：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2022）》中国大城市陷入“可持续发展陷阱”深圳排名5年内直落逾十位

界面新闻：我们知道，您和课题组自2014年起就开展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目前是基于24个指标对全国100座城市排名。可以简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指标体系么？

郭栋：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了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民生三大维度的指标。

首先，中西方在城市可持续问题上有一个语境的转换。在西方，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在讲到可持续时，一般讲“sustainability”，也就是可持续性尤其是环境可持续；在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就是“sustainable development”，重点依然在“发展”上。

可持续发展，不是不要经济增长，反而重点还在发展，只不过这个发展要更具包容性，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以，在我们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发展依然占了指标权重的三分之一左右。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GDP、三产增加值、城镇失业率等传统经济指标。此外，环境指标包括环境资源、环境污染、环境治理三方面的因素；社会民生指标包括住房成本、教育、卫生、交通拥堵等相关民生指标。

界面新闻：根据2022年《可持续发展蓝皮书：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杭州、南京、珠海、无锡、北京、青岛、上海、广州、长沙、济南。为什么杭州在2022年、2021年都排名蝉联第一，而一线城市北上广深都没有排进前三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么？

郭栋：杭州连续两年可持续发展排名第一，主要是因为杭州五大类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前四十的城市中，发展水平最为均衡的。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做得比较好，而房价、拥堵等问题又没有北上广深那么严重，各方面表现比较均衡。而我们看北京、上海的单项指标排名，有些可以排进前三，有些却垫底，所以综合排名受到了影响。

我们传统上说“一线城市”，主要是按经济发展水平去衡量的。现在我们讲可持续发展，除了经济增长，还要考虑社会民生，考虑环境的可持续性。“一线城市”进不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前三，说明这些一线城市在社会民生和环境治理方面做得没有他们在经济发展发面那么领先，特别是由于人口众多的原因，导致在一些人均资源的指标上比较落后。

其实前些年，北京也排过第二名，广州、深圳都进过前两名，为什么这几年排名下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年，一线城市的“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了。比如住房价格上涨更多了，交通拥堵的程度更厉害了，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更少了，所以它们的综合排名就下降了。

再看我们2022年的排名情况，社会民生指标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除了南京，其他9座城市跟经济发展排名前十的城市都不重合。那是不是这9座城市在社会民生方面真的做得很好呢？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也许是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人口规模没有那么大，所以社会压力或者资源压力没有一线城市那么的显著，在社会民生方面的排名才比较靠前一些。

界面新闻：我非常赞同您的解释，这是不是有点儿像“中等收入陷阱”？城市要发展就得聚集大量人口，但是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人均资源和福利分配就开始下降，规模带来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有点儿像“可持续发展陷阱”。

郭栋：城市现在要发展必须要可持续。有了一定经济规模之后，必然带来人口的增长，我们常说的大城市病也随之而来，这些实际都是城市面对了几千年的难题，也是城市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

好比一座小城市，刚开始没有面临社会和资源的压力，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包括排名就会提高；但等到经济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社会民生和资源问题就占据主要地位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深圳的排名变化。前些年，深圳和广州曾经是可持续发展最好的两座城市，2019年深圳排第二名，2021年深圳排第6名，但2022年跌到16名。

深圳的经济实力近年来是一直在增长的，但是排名为什么下跌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它的常住人口有了比较大的增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的常住人口比之前预估的多了400万，增长了约30%，是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变化最大的。人口增长带来了经济发展红利，但在社会民生方面给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圳许多人均民生指标、人均资源拥有量在去年就有一个很大的下降。所以说，一线城市如何在做大规模后继续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优势，这是一个很难、却很关键的跨越。

如何破解“大城市病”是促进城市内部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

界面新闻：就您观察，对一个城市来说，“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好处有哪些？

郭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会给那些传统的“非一线”城市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关注。如果我们只去论GDP、人均GDP的话，城市的序列是比较固化的，每年的变化都不大。但是如果采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除了GDP的增长，我们还有许多别的维度可以评价一座城市。一些二三线城市，可能在教育和医疗资源获取率，在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居民辛福感上，比一线城市更有优势。那么，在吸引人才和投资方面，这些城市也就可以发现一些独特的机会。

比如像贵州，依托它的自然禀赋，发展大数据产业，做生态创新、生态论坛等；像合肥，依托它的科教资源，这些年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发展很快。所以说，采用一个更多元的评价体系，可以让城市更容易找准地方独特的优势，构建城市的一个独特形象和定位。比如，除了拼命招商引资，我们还可以做大学城，可以做医疗中心，可以发展绿色产业链等。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可以拓宽发展思路，给不同的城市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界面新闻：您认为，哪些因素是促进城市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有利因素，哪些是不利因素？

郭栋：经济基础和自然资源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比较有利的因素。依照今年的排名，其实排名靠前的城市绝大多数还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我们要做环境治理，要提高民生福祉，还是需要有经济基础。此外，自然资源禀赋也是一个加分项，一些南方的城市在环境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从不利因素来看，人口规模是一个挺大的难点。排名中可以看出，往往经济发展比较靠前的人口大市，在社会民生指标方面比较落后，房价、交通、生活成本、人均资源都是需要去慢慢解决的“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或者说主战场，应该是在大城市中。我们要推进城市化，就必然会面临“大城市病”，这些“大城市病”实际上就是我们真正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才是我们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界面新闻：那么，如何破解“大城市病”？有哪些事情是城市管理者主观可努力的？

郭栋：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在解决拥堵和资源集约化利用方面，中国是做得比较好的，城市间和城市内部公共交通都是比较环保和高效的。在环境监管方面，中国已经有了更多的政策和法律约束，未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在社会民生方面，主要要做好教育和医疗两块工作。两个难点：一是资源的获取率，一是资源分配的公平问题。一个城市要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吸引人才，如果没有一套完备的医疗体系和一所超一流的大学，那将是一个很大的劣势。中国目前对教育的支出大约占GDP的4.2%，相比很多国家还是比较低的。此外，中国的师生比也偏低，很多地方大班制的现象依然明显，而师生比是对教育回报率影响最高的因素之一。

因此，如果要提高城市的社会民生表现，首先就要对教育和医疗给予大力投入。但是按照以往GDP为上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有短期经济考核的压力，而教育、医疗的投资回报周期很长，如此就没有动力去投入教育和医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改变以前唯GDP论的发展模式和评价标准，采用更多元的评价体系，才能兑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界面新闻：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非常重视对一个城市GDP的考察，经济增长快的城市官员更有可能得到擢升。就您的观察，现在对于中国管理者来说，他们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

郭栋：目前对于地方来说，主要有来自两方面的客观条件制约。近些年极端天气多了，老百姓对环境的破坏、空气的污染容忍度是越来越低了，所以地方不可能不顾环境影响去发展经济；另一个制约是资源的过分开采导致能源不足，逼迫我们必须去寻找替代能源或更高效利用资源的方式。

从国家政策角度上来讲，中国也逐步把环境保护放到了跟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一个位置，确立了很多考核体系。比如，中国确立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目标，这就需要省、市确立达峰、中和的具体实施策略并加以落实，也会对地方官员有考核，跟政绩挂钩；再比如，为了完成国家设定的减排目标，哪怕暂停工厂，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地方也是落实的。当然，我们希望建立系统的、长期有效的节能减排机制，减少突击性，在向可持续过度的同时也降低给企业带来的监管成本。

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新兴产业链发展将是未来机会

界面新闻：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哪些其他国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经验是中国城市可以借鉴的么？

郭栋：中国规模性城市众多、经济增长迅速，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是比较独特的。我经常在纽约工作，纽约市区人口8百万，大都市区1500万，和中国的城市好比较一些。我们每年的报告会将国内的城市与一些国际城市做一些比较，包括纽约、圣保罗、巴黎、巴塞罗那、新加坡、埃因霍恩等。总的来说，国内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领先于国际城市，但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在环境消耗与排放、环境治理方面表现较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界面新闻：有一种看法是“先发展，后治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一个企业，在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时，去谈“可持续”是非常奢侈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可持续性和稳健发展是否能够统一？

郭栋：其实在微观层面，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可持续行动究竟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还是说先有了经济效益才有条件去开展可持续的相关活动。

当然还有一种更好的可能，可持续行为与经济效益是一个双向、互补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企业节能环保的举措给自身带来的经济收益，也看到了一些企业通过提升员工权益、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提升了品牌价值与形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论是在城市层面还是国家层面，可持续与经济发展是可以互相促进、互相加强、互为有利的。

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依然是很重要的。可持续发展不是不发展，而是要让我们的发展更具包容性、惠及更多的人。中国在这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比如在达成双碳目标上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电动汽车保有率、水力、风力、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使用、高铁等公共交通建设、特高压电网铺设等，都是世界领先的，同时我们依然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界面新闻：中国在过去十年内保持了相当长时间每年7%左右的GDP增长，但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这种超高速增长并不可持续，今年中国把GDP增长目标定在了5%。您认为，在这种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带给城市哪些启示？

郭栋：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基准不断扩大、环境制约及外部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持续的。根据可持续发展多元化的指标指引，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民生，环境治理等方面。多去重视医疗，教育等资源的提高及公平化，这对提高居民整体幸福感都是很重要的。在增长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必然调整结构，解决之前忽略掉的问题。在环境和社会民生上做得更好了，是对经济增速下降的一种补偿，增进民众的获得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也为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此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特别是针对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这就还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可持续发展理念其实也带来了许多绿色环保产业机会。比如新能源汽车制造、风能太阳能制造、电气化等。这些新兴产业可能会引领接下去二、三十年的产业链发展，也都是我们有比较优势的地方。

绿色环保早期可能带来一定的制约，但这些约束慢慢会转化为机会。我们常说，上天关闭了一扇门，又打开了一扇窗。有门的时候，我们不会想着去跳窗；后来窗户跳多了，就会想着干脆把那扇窗做成一扇新门。所以，限制是创新的原动力。气候和环境制约，会倒逼我们创新，最终促进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

（郭栋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学教授、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近期与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en）合著《可持续城市》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在中国翻译出版。）